沛县“学小靳庄，赶朱楼”活动
吕继明
1974年11月，中共沛县县委号召“大力开展学小靳庄，赶朱楼活动”。此活动延续至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渐停，历时约两年之久。
1974年11月7-11日，县委在孟庄公社召开全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县委委员、侯补委员，公社、场、镇党委书记、妇联主任、大队支部书记和一名年轻的支部委员，县直各部门负责人，计730多人。县委书记李德伦作了题为《深入批林批孔，发展大好形势，立即掀起“学小靳庄，赶朱楼”和工农业生产的高潮》的主题报告。由此，“学小靳庄，赶朱楼”活动在全县迅速推开。
“学小靳庄，赶朱楼”活动的确定
当时的朱楼大队隶属于孟庄公社，位于沛县城南约20公里，在孟庄公社东北部，与崔寨公社、唐楼公社毗邻，辖朱楼、许楼、魏宅址、吕新庄、丁湾、李庄6个自然村，13个生产队，5500亩耕地，3310口人。
这个大队当时交通较为方便。三十年代修筑的沛敬（侵华驻沛日军所修“沛县—敬安”）公路纵穿境内；七十年代新修的崔孟（崔寨—孟庄）土质公路横亘南侧。以农业为主，经济状况一般。虽然“阶级成分”较为复杂，但戴帽的“五类分子”不足2%，绝大多数为贫下中农和中农群众。
大队党支部书记牛金玉，是一个出身贫苦的农民，高小文化程度。“合作化”时期，他就带领农民群众“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1959年初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1970年任江苏省革委会委员、沛县县委委员，1971年任孟庄公社党委副书记兼任朱楼大队党支部书记。他工作踏实，为人忠厚，深得群众的爱戴。党支部一班人年富力强，团结一致，也深得群众的拥护。
朱楼大队是一个老典型。1964年起，这个大队就逐步掀起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热潮，办起了家庭联户学习班，许多农民群众会背诵“老三篇”，背诵许多毛主席语录，忆苦思甜，斗私批修。他们还把“文革”中的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在各生产队建立了“六大员”，即业余通讯员、土广播员、读报员、墙报板报员、学哲学辅导员和革命歌曲教唱员。“大造革命舆论”，宣传好人好事；兴修水利，改土治水，试种水稻，多种经营，生产条件不断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县委发现了这个典型，首先于1969年夏派驻了以县委宣传组组长杨体志为队长的工作队，总结经验，指导工作。该大队遂成为全县和徐州地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先进典型，党支部书记牛金玉多次出席地区、县先进代表大会。
1970年前后，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影响下，特别是清队“一打三反”运动，冲击了原本“安定祥和”的局面，干扰了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政治气氛”越来越浓，“抓革命，促生产”难于统一。
1971年至1974年，这个大队在活学活用的同时，坚持以路线教育为纲，相继开展了批修整风、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
1974年1月，县委组建“路线教育工作队”（后改为“批林批孔工作队”）68个，分别派驻两个公社，66个大队，其中好的大队10个。朱楼大队就是作为好的大队派驻了县委工作队。队长由县委政工组副组长兼群工组组长王敏先担任，组员有县委政工组、组织组、宣传组和县文化馆的负责人和一般干部，计10余人，吃住均在大队部，与群众实行“三同”。（见沛委发[1974]26号文件）
1974年8月4日、2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相继报道了天津市宝坻县林亭口公社小靳庄大队的《小靳庄十件新事》和北京市大兴县红星中朝友好人民公社发动群众深入、普及、持久批林批孔的调查《用社会主义占领农村的思想文化阵地》，并加按语和评论。（内部传达“小靳庄”是江青发现和培养的典型）。
小靳庄的“十件新事”（农民政治夜校、贫下中农理论队伍、贫下中农登台讲历史、大唱革命样板戏、业余文艺宣传队、群众性的诗歌创作活动、开办图书室、讲革命故事、群众性体育活动和移风易俗、破旧立新），与朱楼大队当时在思想文化活动和政治宣传教育方面所采取的形式和内容基本相同或相似，因此，在县委工作队的指导下，朱楼大队立即赴小靳庄参观学习，并参照小靳庄的“经验”，修订和调整本大队路线教育、批林批孔的形式、内容和做法。提出了“学习小靳庄，用社会主义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的口号，实行“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在这一时期，朱楼大队各生产队都有农民政治夜校、图书箱，有理论宣讲员、文艺宣传员；大队有30余人组成的文艺宣传队，有180多人的业余理论队伍，有路线和阶级教育展览室、有图书室、有自办油印刊物《赛诗台》（共出11期）。移风易俗，破旧立新，喜事新办，丧事从简，蔚成风气。
这一时期的政治口号是：以批林批孔为纲，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实行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内容是：学习毛主席关于批林批孔的指示和中央有关文件以及两报一刊重要文章（如：毛主席《给江青的一封信》和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等），学习马列的五本书和33条语录等；批判林彪的“天才论”及其“571工程纪要”中所宣传的观点，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批判孔子的“克己复礼”“仁义道德”以及《三字经》、《女儿经》、《千字文》、《神童诗》等宣传封建礼教的书籍和旧的格言、谚语等。
田头场间，工余饭后，小型批判会和读书、读报随处可见。社员群众晚饭后或参加政治夜校，或参加批判大会（批判林彪、孔老二或以五类分子作活靶子），或观看大队宣传队的文艺演出，当时的剧目有《红灯记》、《沙家浜》、《红嫂》、《半篮花生》和忆苦思甜戏《一块银元》、《杨立备告状》等。朱楼西队还组织了有13位中老年妇女参加的演唱组，可以登台表演20多个文艺节目。红白喜事，不摆宴席。女青年定婚不收男方的彩礼，出嫁不坐马车，以劳动工具陪嫁，步行或骑自行车直接到婆家。丧事召开追悼会，不披麻戴孝，不扎纸扬幡等。
在朱楼大队，到处是红旗、红语录、红墙字、红标语，汇成了一派“红”的海洋；到处是歌声、读书声、口号声，营造了一股强大的“声”势。县内外参观学习的人们络绎不绝，感慨不已，赞不绝口。
《沛县简报》多次介绍朱楼大队“抓批修整风，促春耕生产”、“联系实际，批林批孔”和“培养业余理论队伍”等方面的经验做法；《新华日报》发表长篇通讯《公社的主人》，专题报道朱楼大队批林批孔以来的变化（1975年1月2日《新华日报》二版）；徐州地委领导胡宏、周泽和县委领导人李德伦、李国泰、李振元等多次亲临检查指导工作，县委于1974年11月召开扩大会议，参观现场，推广经验，号召全县大力开展“学小靳庄，赶朱楼”活动。
“学小靳庄，赶朱楼”活动的目的意义和形式内容
（一）目的意义
县委在召开（现场）扩大会议之后，就会议情况向徐州地委专题报告（沛委发[1974]47号）。“报告”中对为什么要开展“学小靳庄，赶朱楼”活动，作了明确的表述：“到会同志运用一分为二的辩证方法，在畅谈大好形势的同时，检查了县委的工作。感到：县委对批林批孔抓得还不够深、不够细，对扫除孔孟之道的影响还没有形成一个声势很大的深入的群众运动；在批林批孔中，批判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流毒同研究儒法斗争史联系的不紧，开展批林批孔同肃清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联系的不够；指导运动不够有力，运动发展不够平衡；在工农业生产上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
“批林批孔，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占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努力使社会主义的江山永不变色。一定要继续抓紧抓好这个头等大事。要象小靳庄和朱楼大队那样，采取切实有效的方式把群众动员和组织起来，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
（二）形式
县委要求：⑴每个生产队都要成立五·七政治学校，建立业余文艺宣传组，办好育红班，设立图书箱。要制订计划，健全制度，配齐政治、文化、农技教员、学习辅导员（三、五名），故事员（二、三名），图书管理员。⑵大队要建立理论学习小组，成立业余文艺宣传队，办起图书室。⑶公社要建立政治学习辅导小组。⑷机关、学校、工厂、商店等单位，也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按照这个要求去做。⑸要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狠批修正主义和孔孟之道，大演革命戏，大唱革命歌，大赛革命诗，大画革命画，大讲革命故事，大力开展军体活动，大干社会主义。⑹要加强领导，抓好典型。县委以朱楼、任董庄两个大队为点，公社要抓好一个大队，大队抓好一个生产队，然后由点到面，逐步推开。⑺要紧密联系三大革命斗争的实际，注意解决方向和道路问题，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路线斗争觉悟，促进工农业生产大上快上。⑻要注意政策，讲究实效，防止形式主义。⑼要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坚持下去，抓出成效。
（三）内容
⑴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特别强调学习毛主席的军事著作和中共中央[1974]23号、26号文件，以“克己复礼”为要害，把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同批判他的政治路线结合起来，同批判孔孟之道结合起来。要求学好《哥达纲领批判》、《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级》、《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三本书，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批示和有关批林批孔的论述，学习中共中央批林批孔的文件。联系城乡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巩固城乡社会主义阵地。
⑵开展群众性的评法批儒活动。揭露和批判儒家的反动性和欺骗性。为现实的阶级斗争服务，为反修防修服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同时要求结合实际，深入批判“四书”以及《三字经》、《千字文》、《女儿经》、《神童诗》等反动小册子，批判反动谚语和格言，“针对其反动思想体系和谬论，揭露其反动的阶级实质”。县委还同时要求，在批判中要划清群众中流传的正确谚语同儒家的反动谬论的界限。
⑶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建设。大力培养、不断壮大老中青结合的工农兵业余理论队伍。同时，抓好专业理论队伍的建设。充分发挥理论队伍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骨干作用，使他们成为群众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辅导员，批林批孔的战斗员，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突击手，各级党组织抓大事的得力助手。
⑷搞好教育、文艺、卫生革命。建立健全中、小学工宣队和贫管会，按照《五·七》指示，搞好开门办学。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大力普及革命样板戏。广泛开展群众性的业余文化体育活动。抓好通讯报导、有线广播和读报用报工作。努力办好农村合作医疗，积极培训赤脚医生。抓好计划生育工作。
“学小靳庄，赶朱楼”活动的历史观照
“学小靳庄，赶朱楼”，是中共沛县党史上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一项重大活动，其范围之广，影响之大，持续之久，及其背景之独特，形式之多样，群众的参与程度之广泛，是其它政治活动所不可类比的。如何全面、正确、历史、客观地看待和评价这一活动，对于鉴往资政和教育后人十分重要。
首先要尊重历史。要把这一活动放到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去看待、分析和研究。不要割断历史，不要全盘肯定，也不要全盘否定，更不要苛求前人。第二，要尊重群众，尊重群众的创造与实践。尤其是要尊重基层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在当时的情况下，既要坚决地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和决定，又在具体实践中冲破沉重的精神枷锁和思想羁绊，排除干扰，自觉抵制，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及其所取得的物质成果。
（一）时代的产物，历史的选择
朱楼大队从六十年代起，即为徐州地区和全县政治宣传工作的一个基层典型。首先，是那个时代造就了朱楼大队，选择了朱楼大队。特别是1974年8月《人民日报》相继报道了“小靳庄”和北京市红星中朝友好人民公社的经验做法以后，更促使了县委做出开展“学小靳庄，赶朱楼”活动的决策。同时，朱楼大队也顺应了那个时代的主题和潮流，坚定地执行上级党组织的决策，并以此来规划、安排、指导具体的工作实践。当时的朱楼大队，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是我党历史的一个断面。
（二）“学靳庄，赶朱楼”活动的客观效应和社会影响
朱楼大队作为县委“政工”方面的典型，经过十多年的培养和发展，到县委号召开展“学小靳庄，赶朱楼”活动时，其典型作用和社会影响已经达到了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极致。
这一时期的大背景是，我党在指导思想上“左”的倾向、左的路线占主导地位；在具体工作的指导上，形式主义、教条主义严重。但具体到某一地区、某一时间和空间，则有其一定的特殊性。比如：邓小平第一次复出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左的倾向就受到了抵制，“革命”和“建设”就结合得比较好。朱楼大队党支部，作为最基层、与实践联系最密切的领导集体，对当时“左”的倾向和形式主义的东西有着最深切的感悟，他们在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同时，也在自觉不自觉地调整自己的行为。应该说，在“学小靳庄”活动中，朱楼大队确实存在着形式主义的一面，但是由于他们直接面对的是人民群众，是生产实践，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自身规律无时无刻不在起着潜在的校正作用。他们认真贯彻落实毛主席关于“农业学大寨”、“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重要指示，努力探索革命与生产的最佳结合，致力于获得最佳成果。他们深翻土地，把有史以来的1000多亩盐碱茅草地改造成良田；他们自力更生打机井，修水利，实行“旱改水”，试种水稻1000多亩。他们在大搞积肥造肥的同时，组织30多辆平板车和三四部手扶拖拉机，往返近百里，起早贪黑到县化肥厂拉氨水浇麦……据统计，1974年，全大队粮食总产240万斤，比1970年增加100万斤，实现了单产“跨长江”（800斤/亩）。小麦一季达“纲要”（400斤/亩），比上年亩增120斤。皮棉亩产超百斤，创造了历史最好水平。同时，应该指出：由于当时“一大二公”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朱楼大队的干部群众在经济建设和生产经营方面，已经作出了最大的努力，取得了当时的最好成果。
“学小靳庄，赶朱楼”活动，在客观上，大造了革命声势，普及了革命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们的思想觉悟和道德修养。尽管有些理论是错误的，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的理论，但是这并不是当时“学理论”内容的全部；尽管学习的方法、形式有问题，但毕竟学习的内容大都是毛主席著作和马、恩、列的重要论述（33条）；尽管对传统的东西批判和否定的多了一些，但毕竟在思想文化领域对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是一个大的冲击和清除。许多青年社员与传统观念决裂，新人新事层出不穷；许多社员不计工分报酬，为集体多出工、多贡献；许多基层干部无私奉献，忘我工作，为党的事业付出了毕生精力。社会治安良好，人们确实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思想发扬光大，一心为集体、争售爱国粮形成风尚。
关于“学小靳庄，赶朱楼”活动，对全县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沛委发[1975]56号文件和1975年9月5日县委扩大会议“报告”中作了概括性的表述：“学小靳庄，赶朱楼”热潮在全县城乡、机关企事业单位广泛开展。“一个‘学理论，抓路线，促大干’的热潮蓬勃兴起”。“以毛主席关于‘学理论，反修防修’、‘还是安定团结为好’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项指示为纲，进一步开展一些群众性的自我教育运动，……组织各行各业的新跃进”。
综上所述，对于“学小靳庄，赶朱楼”活动，我们既要清醒地看到它形式主义及其严重危害的一面，又要实事求是地看到广大人民群众和基层干部在当时的形势下对左的路线和倾向自觉和不自觉地予以抵制的一面。对于他们心向毛主席，心向共产党，心向社会主义的政治热情，应予充分肯定；对于他们克服困难，在当时生产力还比较落后的情况下，所取得的经济建设和生产劳动的成果，应予充分肯定。对于他们为推动社会前进，所做的无私奉献，应予充分肯定。
（ 2000年9月30日 修定稿）
【自注】
作者出生于沛县原孟庄公社朱楼大队丁湾村。读初三时罹逢“文革”，回村接受“再教育”；高中毕业后，于1972年2月——1974年11月任朱楼大队通讯报道员。
2000年夏，作者应县委党史工委之约，撰写该文。
2000年9月29日上午，县委党史工委主任王永林与作者同至河口镇（原孟庄乡党委会议室）召开座谈会，讨论审议初稿。镇党委负责人孟光、张长生、吴宝俊等接待。应邀参会的有:原朱楼大队党支部书记牛金玉、副书记陆庆荣、会计韩有钊；原县委工作队负责人杨体志、王敏先和原县委办秘书刘胜昂等。座谈会后，在原孟庄乡党委院内合影留念。在河口镇共进午餐时，原县委宣传组、驻朱楼大队工作队员牟善斌应邀赶来，同席叙旧。
会后，作者依审阅意见修改，并报县委党史工委。
（十天后——2000年10月8日凌晨，牛金玉因心脏病突发逝世，享年69岁。）
——2010.12.10作者吕继明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