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劳工的血泪控诉
马正华记录整理
我叫张友胜，安国乡张双楼大队小陈庄村人，现年71周岁。1942年春，我到胡团二营二连随张代英连长参加抗日。同年6月，在湖东韩庄与日寇作战失利，分散突围，我和白宗文（朱王庄人）、王永标（龙固程角王庄人）往村北逃跑。日伪四、五十人紧追不舍，机枪、步枪密集射击，我们分别在谷稞和高粱地里隐蔽。日伪军包围了这片地区，反复搜索，终被捉获。后被关押在韩庄伪区公所，由伪区长孙茂山派人看管，每天送两个或三个高粱面窝窝头。一日下午放风时，一群日本鬼子带来洋狗，指使轮番撕咬。全身的衣服被撕咬成碎条条，浑身上下被咬得血肉模糊时，鬼子才唤回恶犬，并十分得意的一路狂笑着离开伪区公所。
13天后，我们3人被转送到临城据点，关押在一个碉堡里，每天发给两、三个高粱米饭团、一壶冷水，紧闭铁门终日不开，大小便均在里面。临城的日寇宪兵轮番提审，我被连续吊打，火燎胳肢窝，灌汽油、辣椒水，压板、撑杆、坐老虎凳等。所有酷刑折磨我两昼夜，多少次死去活来，最后又放出恶犬咬烂全身，才架回碉堡。
20天后，又被转送到兖州新华院，为日寇掏粪、种菜，每日还是两餐小米面饭团，每日都要挨他们的鞭打和枪砸。
33天后又被送到济南新华院，仍为日寇掏粪、清除垃圾、刨地、种菜，除挨饿挨打外，这里的臭虫、跳蚤、蚊蝇到处都是。白宗文被咬得奇痒难耐，初夜难眠，抓挠得遍体溃烂，终于倒卧在臭气熏天的大地铺上含恨死去。在这里我亲眼看到被关押的9000多同胞所遭受的苦难，他们个个鼻青脸肿，面黄肌瘦，无休止地为日寇服着苦役。一天夜里，两个同胞出来小便，被两个放哨的鬼子抓起来，硬说他俩想要逃跑。次早，全体集合，鬼子活活地把他穿死在大家面前。在这里又苦熬了40天。
1942年9月，日寇挑选了463人转送到青岛，我也在其中。每人发给一身旧军衣、一条毯子、一床一斤多重的簿被和一双牛蹄夹式的胶底鞋。在青岛忍饥挨寒的候船一星期后，被装到一只封闭严密的大轮船上，十天十夜抵达日本下关。全身消毒后，被安置在大坂大码头。
日本的大小轮船，昼夜不停地把中国的煤炭盗运到大坂。日宪警荷枪实弹监视着中国的劳工。每个劳工用2只大筐，挑100多斤的黑炭，从船上送到岸上，再装到车上，运往他们全国各地所需要的地方。监工的工头，手拿皮鞭，腰插手枪，两只贼眼时刻在劳工身上转悠。筐装不满要挨打；脚步走慢了要挨打；装车不爽利要挨打；跐滑了跳板掉在河里更要挨打；工头看谁不顺眼抬手就是一鞭。一天到晚，每个劳工身上都是鞭痕累累，青紫相间。在大坂的生活，早晚两餐是咸水青菜汤，2个一两半重的小馍馍，中午是3两一盒的籼米饭，每天过着饥肠辘辘、鞭起鞭落、犬马不如的日子。400多人挤在两口木屋里，七漏八缝，铺板断裂。天寒地冻，还是那身破军装。无奈，大家只好把毯子剪开，上身剪成坎肩套在身上，下身象裙子似的裹在身上。朔风呼啸，大雪纷飞，滴水成冰，劳工们仍要拼命地挑运，更多地挨着痛苦的皮鞭。
我在饥寒劳累的煎熬中，咳嗽哮喘不止，骨瘦如柴；挑起煤担，两腿发颤，两眼发黑，任凭工头百般毒打，也无法挑起重担。我后来被调去拆卸破船。一次，一块船板在震动中滑落，砸断了我的脊椎骨，血流不止，昏倒在地。日寇却认定我是有意破坏，几个工头用皮鞭围着抽打，我当场昏死。怒不可遏的全体劳工，一齐扔了挑子奋力抗争。声明：如不把张友胜送院医冶，全体罢工，宁死不干。这时，日寇的火轮一声连一声吼叫，岸上的货车排队待装，催运煤炭的电话铃阵阵不停。日寇无奈，这才不得不把我送院抢救。苦难的劳工们，轮流前往护理，我才拣回了这条活命，但从此终生致残。
这463名劳工，在饥寒交迫、鞭打折磨和难以支撑的苦役中，不久就有3个、5个的含泪死去。死后被抛进滚滚的江水中，他们一个个带着不可言状的仇和恨，沉腐在异国海底。
1943年秋，日大粒丸号轮船运来一船豆饼，饥饿难耐的劳工们，偷偷砸烂豆饼藏在身上，乘机吞嚼充饥。想不到口渴喝水后，豆饼暴涨，当夜撑死了70多位同胞。1945年3月8日，英机轰炸大坂，日宪警工头全躲进了防空洞，劳工无处躲藏，又被炸死103人。
日本投降后，1945年11月，日寇集中大坂劳工遣送回国时，只剩了奄奄一息的43名。先后去九州、北海道、东京等处的50000多劳工也都所剩无几了。
日轮把我们送到天津，交给中国万事会。万事会逐一登记后，开列介绍信，按路程远近发给一定的盘费，一路步行返里(当时交通尚未恢复，不少地方不能通车)。不料到了滕县，被大汉奸（后又摇身一变为顽军的）沈宪五部扣压了17天，幸遇滕县解放，才重返家园。
张友胜，男，71岁，张双楼大队小陈庄村人，先任胡团勤务兵，后到日本做劳工两年。抗战胜利返里后，曾在大队任副业大队长、会计等。
张双楼大队小陈庄村张友胜口述
1995年8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