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中与铁道游击队
独道生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
微山湖上静悄悄，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
每当听到这首电影《铁道游击队》插曲的时候，不由的便叫人想起铁道游击队的创建者和上级领导人张光中。
组建鲁南铁道大队
铁道游击队因山东著名作家刘知侠的小说《铁道游击队》和同名电影而闻名遐迩。然而他真正的名字是鲁南铁道大队。
1938年初，苏鲁边区临时特委书记郭子化组织武装暴动，短短几个月内，在微山湖地区和枣庄一带拉起了一千多人的队伍。原在枣庄中兴煤矿彭山号矿井当掘进工人的洪振海、王志胜参加了这支武装。这年5月，苏鲁豫皖特委调集沛县、滕县、峄县抗日武装在鲁南山区的墓山汇合，正式建立了第五战区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微山湖西建立二总队后称第一总队），总队长张光中，政委何一萍，参谋长韩文一。1938年9月，根据总队长张光中的指示，派苏鲁人民义勇总队第三大队三连三排长洪振海、一排长王志胜返回枣庄矿区，负责了解敌情，为义勇队提供情报，并伺机夺取武器，发展矿区抗日队伍。
王志胜回到枣庄后，在日军开办的国际公司（老百姓称洋行）干搬运工。洋行设在枣庄火车站，表面看是经营百货商品，实际是日军的特务情报机构。1939年8月，王志胜在洋行秘密工作了半年，了解了不少敌情，后与洪振海商量，决定铲除洋行的日军，夺取武器，摧垮日军这一特务机构。一天晚上，洪振海、王志胜二人联络了驻鲁南国民党五O支队司令部的警卫宋世九，摸进洋行，将熟睡中的3个日本特务当场毙二伤一，缴获步枪、手枪各1支，并安全撤出。而后又发展了铁路工人李金山、李荣兰、赵连友3人，继续进行隐蔽活动。1939年10月，王志胜、李金山、李连发3人在火车站上发现日军部分军火待装外运，认为是夺取武器的大好时机。于是在装车时有意把两挺机枪和一捆步枪放在车门旁，为了便于打开车门，又预先把车门做了一番伪装。为了在夜间行动方便，李金山故意把机车搞坏，使开车时间由下午5点推迟到晚上8点以后。当火车开到他们选好的地点时，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洪振海等人飞身跃上火车，将机枪与步枪推下，共获得机枪2挺、步枪12支。这批武器送交义勇队总部，受到张光中等领导的表扬，并奖给现款500元（伪钞），手枪4只。武器得到补充后，洪振海、王志胜又发展了6人参加隐蔽斗争。
1939年9月，八路军一一五师挺进鲁南，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于10月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苏鲁支队。苏鲁支队成立后，支队长张光中等立即指示洪振海、王志胜迅速在矿区发展武装。同年11月，王志胜辞去搬运工，与洪振海合伙在枣庄火车站北的陈庄开了一座炭场。炭场收入除维持生活外，盈余的一部分上交支队，一部分用于购买武器。到1940年1月，人员已发展到11人。洪振海、王志胜认为正式建立铁道队的时机已成熟，于是向苏鲁支队写了报告，建议马上拉起武装，并请求委派领导。
1940年2月，苏鲁支队决定正式组建鲁南铁道队，并派杜季伟任铁道队政委，委任洪振海、王志胜为正副队长。为隐蔽起见，他们一面经营炭场，一面加强对队员的政治教育与军事技术训练。3个月后，铁道队又购买了十几支短枪，增强了装备，队员的素质也有了很大提高。
1940年5月的一天，一名队员无意中将铁道队的情况泄露了出去。第二天拂晓，日军两个中队包围了炭场所在地陈庄，由于队员多是本村人，在乡亲们的掩护下大都安全突围，政委杜季伟经巧妙化装也脱了险，有3名队员被日军逮去。从此，铁道队便公开了旗号，转移到枣庄西北隅的齐村，以齐村为依托，在临（城）枣（庄）支线的南北之项城、小屯、放马场、夏庄等十几个村庄开展活动，不久发展到30余人。在鲁南铁道队创建的同时，1940年4、5月间，在微山湖畔的临城，以南至韩庄、以北至滕县的铁路沿线也建立了铁道队。以孙茂生为首的临城以南铁道队，由沛滕边区办事处加委命名，他们白手起家，靠从鬼子火车上搞物资装备自己。一次，孙茂生带领5名队员在沙沟车站附近，从鬼子火车上搞下48麻袋芝麻，把部分芝麻运往微山湖，换了1支短枪，余下的分给了当地的群众。不久，他们又派8名队员化装成老百姓，带一把菜刀，在孙庄车站爬上火车，在火车行至沙沟至塘湖之间时，从火车上卸下2000斤茶叶。后来又在当地群众帮助下，从反动地主手中搜缴了20余支步枪，在紧靠微山湖的郗山一带打击敌人，队员很快发展到30多人。临城以北的铁道队以田广瑞、杨茂田为首，共20多人，由滕县县大队领导，活动于辛庄、水寨、王福楼、丁桥一带，不断截击日军火车，破坏交通，打击出扰之小股日军。
1940年7月，鲁南军区成立，张光中任司令员。为统一并加强对这三支铁道队的领导，鲁南军区命令三支铁道队合编为鲁南铁道大队。不久，召集三支铁道队的干部在微山湖东夏镇三孔桥水火神庙开会，会上宣布了鲁南军区的合编命令。会后三支铁道队的全体队员在微山湖东边的蒋集村合编，大队长洪振海，杜季伟为政委，副大队长王志胜。下辖4个中队：原鲁南铁道队为第一中队，中队长徐广田；原临城以南的铁道队为第二中队，中队长孙茂生；原临城以北的铁道队为第三中队，中队长田广瑞；新组建的破袭队为第四中队，中队长华绍宽。4个中队共有队员400多名，大队3位领导人随第一中队活动。
1941年冬，鲁南铁道大队发展到500人/枪。大队建立了党总支，总支书记杜季伟，总支委员11人。4个中队分别建立了党支部，各中队指导员任党支部书记。1942年2月，杜季伟去鲁南党校学习，孟昭煜任政委。1942年4月，在微山湖边刘店村战斗中，大队长洪振海牺牲。6月，鲁南军区任命刘金山为大队长。9月，鲁南区党委和鲁南军区决定，将活动在津浦铁路沿线微山湖区的微湖大队、鲁南铁道大队、沛滕大队和峄县县大队合编为鲁南军区独立支队，铁道大队编为独立支队二大队，大队长刘金山，政委先后由孟昭煜、文立正、杨广立担任。1944年9月，鲁南军区独立支队二大队奉命恢复鲁南铁道大队番号，仍隶属于鲁南军区，大队长刘金山，政委先后由张洪仪、郑惕担任。1945年12月，铁道大队奉命到滕县接收整编。整编后除留两个中队归鲁南铁路工委领导外，其余编入鲁南军区特务团。鲁南铁道大队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番号撤销。
亲切关怀
铁路是日军的交通命脉，因此，日军、伪军对铁路戒备森严，铁道游击队长年与日军控制下的铁道打交道，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日军、汉奸的严密监视之下；他们活动的地区枣庄、临城、峄县、滕县、微山湖区，大都又是敌占区，处于日军的铁蹄践踏和血腥恐怖之中，战斗、生活十分困难，离鲁南军区根据地抱犊崮山区虽说只有百多公里，但要去回报、联系一次工作却非常困难，仅翻山越岭不说，还要冲破日伪的道道封锁线，随时都有发生战斗的可能，环境十分艰险。但是，铁道游击队自成立之日起，张光中司令员和军区其他首长都非常关心和爱护这支队伍的成长和发展。铁道游击队的主要任务是：掌握日军的交通运输情报，并向军区汇报；不断扩大自己的队伍，解决部分军区部队所需物资和药品，并在日伪内部发展自己的力量；保护秘密交通线的畅通，安全护送过往领导干部。张光中司令员经常对铁道大队的干部、战士提出：“你们战斗在敌人眼皮底下，一定要讲究策略，注意隐蔽，千万不能暴露自己。要不断扩充自己的力量，要保护好帮助过我们的群众。”还说：“要扩武装，你们向军区要枪要炮是没有的，因为我们没有兵工厂，所以你们只有向敌人去要。”铁道游击队遵照张光中的指示和要求，充分利用铁路这一被日军控制的交通线，为军区和自己提供了大量的军需物品和武器弹药，多次受到张光中司令员的表扬。
1940年至1942年，是鲁南地区军民抗战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军区首长考虑到铁道游击队干部战士长年活动在敌占区，战斗十分频繁，吃不好，睡不好，总是过一段时间就把他们调到山里去整训。主要目的是，通过整训提高战斗力，使铁道游击队的队员们得到休息。
1940年11月，铁道游击队在血染洋行、配合山区反“扫荡”、破袭临枣支线、切断日军电话线、扒掉铁轨3里多之后，日军狗急跳墙，加紧了对铁道大队活动区域的“清剿”与“扫荡”，国民党顽军也乘机大搞反共摩擦。为保存有生力量，鲁南军区命令铁道大队全体指战员去临沂南部的埠阳休整，张光中司令员亲自到埠阳去看望铁道大队的干部战士们，他认真仔细听取他们的汇报，深入队员们当中与大家座谈，问长问短，既了解队员们的身体健康状况和战斗、生活中与当地群众的关系情况，又问具体生活问题，如平时睡在露天地里还是住在老乡家里？是否有被子盖？能及时吃上热汤热饭吗？队员们想不想家等等。这次经过一个多月的休整，干部战士不仅恢复了体力，而且思想觉悟和战略水平都有了进一步提高。1941年1月，铁道大队4个中队都返回临城一带，以微山湖为依托，展开了艰苦的对敌斗争。
1941年10月，由于盘踞鲁南的日军不断向抱犊崮抗日根据地“扫荡”，根据地军民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和考验，山区极端缺乏医药，战士们负了伤，用食盐消毒，得不到药品治疗，不少战士牺牲了、残废了……面对如此严峻形势，军区司令员张光中等首长指示铁道队，一定要千方百计搞到药品。可是，日军控制得很严，要想搞到药品确实很不容易。
一天，临城车站铁道队的内线宋邦珍报告：有一车皮药物刚从日本运来，晚上经过临城车站南运。铁道大队经过周密计划和部署，等火车一出临城站，由队员梁传德、孟庆海爬上火车往下掀，刘金山、王志胜带领其他队员预先埋伏在沙沟站北的洼地里等待搬运。他们从火车上掀下几大箱药品，打开一看都是军区部队需要的外伤药，同时还得到了当时十分少见的显微镜，随后立即组织力量送到了根据地。他们一到军区，张光中司令员就去看望铁道队员们，并连连夸奖他们干得好！干得好！还给指战员们准备了饭。
此时的鲁南根据地已经缩小到“东白山，西白山，南北曼子宝山前，东西十余里，南北一线牵。”的地步，成了一枪能打透的根据地。上至司令员，下至战士吃的是树皮、草籽、野菜。铁道队送到药品的时候，军区机关已经好多天没吃上粮食了，整个部队吃的是用花生饼、柿子皮加上豆饼磨成的面，掺上百分之八十的野菜，有时偶尔给首长弄点“保健饭”，也只是地瓜粉和高粱面做的窝窝头。张光中等军区首长，为了招待铁道队员，把自己吃的这些饭让给了队员们吃，首长们却去吃野菜饭。当时，铁道大队队员中有人不了解这一情况，还小有牢骚：说我们跑了一夜半天，好不容易才把药品送上山来，就给我们吃这种饭？当大家得知这是张司令员等首长们吃野菜省下来的窝窝头时都非常感动。队员们纷纷表示：“首长这样关心我们，我们今后要搞更多的物资送到军区，感谢首长们的关心和爱护！”司令员的关心爱护给了队员们无穷的智慧和力量。不久，他们飞登火车搞了1200匹布、800套军装和大批医药、医疗器械，都安全送达到根据地。
1942年7月，刘少奇从新四军驻地盐城去延安筹备“七大”，途经山东时，对铁道游击队的发展和建设作了重要指示。之后，张光中司令员又把铁道大队调进山里整训，他根据刘少奇的指示，结合鲁南山区根据地斗争的实际，深入浅出地给铁道队员们讲游击战术，讲在敌占区怎样建立根据地，怎样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怎样掌握敌情，怎样争取变敌为友等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他谆谆告诫铁道大队队员们说：“你们在铁路边活动，没有一个可靠的根据地，没有耳目是不行的。光靠你们这些人能打多大的仗呢？打几百个敌人就不行了吗？当敌人向你们进攻时，你们就没有立足的地方了。你们既然活动在敌占区，就要有自己的立足点。刘少奇同志不是说了么，蜘蛛还要有个网呢。如果你们没有，那就不能存在，所以你们一定要依靠发动群众，扩大自己的力量才行。”
1942年4月，铁道大队火烧伪军柏山碉堡工事后，中队长曹德清带着一个中队驻在钟口村伪保长家，不幸遭日军、伪军四、五百人包围，曹德清等7人牺牲。钟口事件后，张光中等首长指示大队：无论如何要控制住津浦沿线，要坚持住，要积极主动地扩大在这一地区的影响。但同时要十分谨慎，千万不要麻痹大意，要接受钟口事件的教训，化悲痛为力量！
战功赫赫
1943年夏，作家刘知侠在山东军区召开的英模大会上认识了鲁南铁道游击队的徐广田和在省委党校学习的杜季伟，经过采访，他写出了以真人真事为主的章回纪实小说《铁道队》，发表在《山东文化》上。1944年至1945年间，铁道队曾两次邀请刘知侠去微山岛和枣庄，并被聘为鲁南铁道大队荣誉队员。经过反复深入生活，刘知侠写出了名闻全国的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建国后，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和电视连续剧《铁道游击队》陆续播映，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从此，铁道游击队的名声远播海内外。
潜入敌列打票车。1940年夏，因日军对鲁南军民进行“大扫荡”，进驻山东的八路军经费十分紧缺。鲁南军区司令部函令铁道大队搞一部分资金，以解燃眉之机。铁道队接到命令后，先将开炭场结余的8000元（伪钞）上交，并准备打一次日军票车。经过侦察得知，每逢星期六，徐州以北津浦铁路沿途各车站都向济南日军交税款，月底一般交税较多。7月底的一天，铁道队派人潜入火车站，跟车到临城侦察。在摸清了押车的日军、伪军的人数、生活习性及军事技术等情况后，拟定了一个打票车的行动计划。
按照行动计划，大队长洪振海带领12名勇敢机智的队员组成先遣小分队，预先潜入列车，选中目标，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烟、酒、点心等食品，引诱押车日本兵与他们一齐吃喝，以稳住日军；副大队长王志胜带领12名精干的短枪队员埋伏在预定地点。待火车开动后，洪振海迅速果敢地处死日军司机，控制机车，火车一出王沟车站，便按预定部署，车速减慢，埋伏在预定地点的王志胜带领12名短枪队员神勇地飞身上车，与早在车上的队员一齐动手，将车上20余名日军全部杀死，又在列车最后一节车厢找到装有现款的帆布袋子，随后撤离。这次打票车，共缴获伪钞8万元，短枪8支，长枪12支，手炮1门，机枪1挺，铁道队员无一人伤亡。战利品除3支短枪经上级批准留队使用外，其余全部上交鲁南军区。
血染洋行。劫票车后，部队经过简短休整，决定趁热打铁再打枣庄国际公司（洋行），进一步扩大铁道队的影响。1940年8月下旬，王志胜化装回到枣庄，他趁机混入洋行内部进行了一番详细侦察，回来后他将洋行的情况作了介绍，根据侦察的情况，经过认真分析研究，制定了周密的行动计划：抽调32名队员，分5个组，1组担任警戒，其余4组分别负责消灭住在4间屋子里的日军。行动这天，游击队员乘夜色进入洋行院内，乘日军不备，打死日兵13名、伪翻译1名，缴获长短枪各6支，手表、怀表100多块。整个行动只用三、四分钟。
巧截布车。1941年11月，已是朔风阵阵、寒气袭人的季节，驻鲁南地区的抗日部队近两万人的棉衣还没有着落。为了解决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张光中司令员召集铁道队政委杜季伟，运河支队的邵剑秋、褚雅清，沛滕大队的钟勇飞、李明，微湖大队的张新华等研究解决办法。决定截日军的布车。
一天，张永纪得知日军一列挂了两节布车车厢的火车从青岛发车南行，约下午4点钟到达临城车站，张永纪考虑，这个时间太早不便行动，必须想法让布车丢在临城，夜间再挂走。于是他当天下午3点多钟便跟车到了滕县车站，等布车来到后，他利用工作之便捧了几捧沙子放进车轴上面的油壶里。火车启动了，不一会，沙子和车轴摩擦起火了，火车不得不减速，慢慢向临城爬去。
这时，动员来的几百名群众汇集在黄埠庄，个个扛着扁担，拿着绳子，待命行动。铁道队政委杜季伟作了动员后，几百名群众便风风火火赶到塘湖车站附近，隐蔽在封锁沟里，焦急地等待着火车的到来。
晚上9点多钟，火车驶来，张永纪借着火车喷出的水蒸汽作掩护，与同时爬上火车的铁道队员刘金山、梁传德、徐广田三人，一边警戒，一边行动。在火车到了沙沟、塘湖车站中间时，趁火车拐弯之机，猛地提起挂钩，前边的车开走了，载着布匹的两节车厢继续滑行了一段之后，便慢慢停在了铁轨上，杜季伟一挥手，几百名群众一跃而起，火速爬进车厢，掀的掀，搬的搬，卸了整整一夜。微湖大队长张新华和沛滕边水上区区长黄克俭率领100多只小船在湖边待命。第二天黎明，天公作美，大雾弥漫，三步之外看不到人，借着大雾掩护，抗日军民顺利把布匹搬运至安全地带。运完布匹后，车厢内的部分敌军装，便放火烧掉了。
临城日军发现出事后，出动铁甲车开路，步兵跟在后边；徐州方向也驰来了一辆日军车，两车厢全是日军，一齐围攻铁道队员。早已埋伏在铁路边的铁道队长枪队，架起了机枪向日军扫射。日军遭此伏击，一时摸不清情况，不知所措，慌乱中，日军车与起火的布车车厢相撞，撞死日军30多人，重伤不计其数。此次巧截布车，共截获棉布1200匹，皮箱200只，日军军装800余套，锻子被100余床，呢子毛毯一批，显微镜4架，电炉2个。后来鲁南军区派了一个骑兵连，接连搬运了半个多月才搬完。
破袭津浦路。1941年11月至12月间，日军调集盘踞在天津、济南、青岛、徐州、蚌埠、洛阳、开封、郑州等地的日兵、伪军五万余众，对沂蒙山区（鲁中南地区）实行“铁壁合围”式地空前大规模“扫荡”。鲁南军区命令铁道队要立即对津浦铁路开展大破袭，切断日伪军的交通和通讯线路，以配合山区军民反“扫荡”。接军区命令后，铁道队兵分四路开展铁路大破袭。副大队长王志胜带领5名队员为第一路，在枣庄夺取了日军的3部机车，相向开足马力安全跳车后，将日军机车撞毁，王沟铁路大桥坍塌；陈有记带领70余人为第二路，在临城以南扒铁轨，扛枕木，破坏铁路，使日军机车20多节车厢行至塘湖车站以北翻下路基；政委杜季伟率领部分队员为第三路，在临城以北张桥将日军的电话线全部割断；徐广田带领部分队员为第四路，在临城以北扒毁了铁路10余里。
智毙高岗。1942年4月，日军为强化对铁路沿线的控制，围剿抗日武装，便从济南调来一个叫高岗的日本特务头子，接替住在临城的黑木。高岗是个中国通，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还十分熟悉中国的风俗人情，这家伙表面温文尔雅，内心却极其凶残、狡诈，经常用狼狗撕咬中国人寻开心。
高岗一上任，便组织一支80多人的便衣队，其中日军40人，伪军40余人，全都腰插20响德国造驳壳枪，还配备了2挺机枪。他想以短制短，以便衣对便衣，以夜间活动对夜间活动，来对付铁道游击队。为了收买人心，这小子专门同当地社会名流绅士拉关系、拜把子，有时暗中抓了人又经他亲手放出，以至临城周围的伪乡保长大多数被他拉了过去，他还派出许多谍报员，一旦掌握铁道队的活动线索，便立即召集其便衣悄悄出动，长途奔袭（钟口事件铁道队中队长曹德清及7名队员壮烈牺牲就是高岗一手制造的）。高岗的便衣队对铁道队形成了巨大的威胁，不除高岗，铁道队活动难以开展（钟口事件后，队员们个个义愤填膺，纷纷要求除掉这个祸根）。此时又值日军对鲁南山区进行“扫荡”，对此，鲁南军区张光中等首长指示铁道大队：无论困难如何，一定要控制住兖州至徐州的津浦铁路沿线，切断日军的交通动脉，配合山区军民反“扫荡”。为执行军区首长指示，铁道队大队长刘金山，政委杜季伟，副大队长王志胜等立即研究，决定先干掉高岗，然后消灭他的特务队。
行动之前，他们做了周密准备，一是派队员宋邦珍以干讯号员为掩护打入临城车站，作为内应，伺机行动；二是刘金山、徐广田等队员与特务队成员拜把子，进而掌握他们；三是利用高岗与黑木的矛盾，在黑木身上做文章（原特务队长黑木由于无能被高岗接替，成了高岗的部下，黑木对高岗心怀不满）。铁道队通过“两面保长”姬茂喜给黑木送去宣传品，一步步争取黑木。通过这些活动，逐渐摸清了日军特务队的兵力部署及高岗的活动规律。
高岗的特务队和他的办公室离日军大兵营只有200米，在站台南80米处，有日军、伪军重兵把守；车站外木栅栏上架着电网，再外边是壕沟，除掉高岗及其特务队绝非易事。
4月底的一天深夜，铁道队队员们化装成铁路工人，分三组陆续进入了临城车站。这时，内线宋邦珍发现车站来了一辆军车，装满了日军，不便行动，便通知铁道队大队长、政委等撤退。翌日晚，队员们全部化装成日军、伪军，躲在铁路西的麦垅里待命。深夜零点30分，南去的客车过去后，车站上的警戒放松了，杜季伟带领孙茂生的长枪队埋伏在临城车站西边壕沟外的土坎上，枪口瞄准车站日军的各个火力点。3个短枪队分三股，在大队长刘金山的带领下，呈扇面形从西南方向向临城车站包抄过去，十几分钟后，刘金山、王志胜爬到车站西边的一个小土坡后面，隔着草丛向车站里观察。
刘金山曾发誓：“鬼子特务队专门对付咱铁道队，是咱的死对头，我这个当队长的当然要同高岗会一会，打不掉高岗，算不得山东好汉！”一刻钟过去了，刘金山等得不耐烦了。
凌晨2点许，月台上发出了红色灯光，对着刘金山等隐蔽的土坡晃了三晃。刘金山左臂一挥，低声命令道：“上！”孙茂生和两个队员架着长木板放到壕沟上，队员们飞一般跨过壕沟，又用此法通过了电网。刘金山、王志胜、徐广田三人身如飞燕般地跨过特务队的院墙，逼近了高岗的办公室，透过门上的玻璃，看到警卫在打瞌睡，高岗坐在桌子前翻阅什么，还不时用铅笔划着。
突然，高岗放下手中的笔，警犬般竖起了耳朵，似乎听到了什么动静。他猛然抬起头来，发现门外有影子一闪，便警觉地迅速摸起桌上的手枪。就在高岗起身的一刹那，刘金山猛地飞脚将门踹开，一个箭步跨到高岗对面，四目相对，高岗如被雷击一般，身子猛一打颤，就在同时举起了手中的枪。没等高岗开枪，刘金山早扬起手，连发三枪将高岗击毙。那个打瞌睡的日本兵，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魂归东洋去了。这时，王志胜抱起架在墙角的机枪，对准里间的十几个特务，大吼道：“不许动，缴枪不杀。”刚被枪声惊醒的特务队，看到主子毙命，一个个乖乖地扔出20响的短枪抖成一团。
枪声惊醒了周围的日本兵，一时间，整个临城车站乱了套，集合号声，吆喝声，枪声响成一片。队员们扛着战利品，趁机闪电般撤离了车站，翻电网，跨壕沟，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
高岗被击毙后，临城四门关了三天，又是戒严，又是搜查，还从济南请来了验尸的军医，企图查清高岗死因，结果在一车皮底下找到一顶铁道队员故意扔下的伪军帽子，日军大为脑火，本来就对伪军阎成田团不满，这更断定是他们联络八路搞的，于是把阎团伪军军官全部押到济南审讯，严刑之下，伪军官全部招供，后被日军押到东北做苦力，阎团被解散。智毙高岗，一箭双雕。
迫使日军就地投降。1945年8月9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但蒋介石却抢先下山摘桃子，命令华北日伪军就地维持治安，等候国军前来受降和接收，并命令八路军和新四军停止行动，集中待命。朱德总司令致电蒋介石拒绝执行这个命令。为迫使日军就地投降，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命令铁道大队务必迅速炸毁韩庄站东南的大铁桥，阻止国民党军队沿津浦线北上，同时阻止临城、沙沟日军、伪军南逃徐州，配合新四军十九旅，迫使沙沟日军投降。铁道游击队接受张光中司令员命令后，迅速炸毁了韩庄铁桥，同时炸毁了临城站至沙沟之间的一段铁路，使沙沟日军、伪军成了瓮中之鳖。鲁南几万军民也在冒着国民党飞机的狂轰滥炸，不分昼夜地破坏着华北至华东的交通命脉，整个津浦线被切断，沙沟的日军插翅难飞。
新四军七师十九旅接鲁南军区指示，要千方百计迫使沙沟的一千多日军向新四军和铁道游击队投降。十九旅旅长林毅先找铁道游击队队长刘金山、政委郑惕出面与日军谈判指出，我方消灭盘踞在沙沟的伪军，日军不得插手。待我方消灭伪军时，日军山田部队却以打伤了他的几个士兵为由扣押了刘金山。谈判进入僵局，正在这关键时刻张光中司令员赶到谈判地点，义正辞严，晓以利害地对日军山田说：“你们要服从山东军区的命令，交出全部武器，这也是波茨坦宣言的规定。不就地投降就是拒绝投降，不投降休想走出沙沟一步！”他看了山田一眼后继续讲到：“我们谈判的条件和目的是一致的，那就是你们必须全部放下武器，我们才能保证你们所有人的人身安全（日方曾对刘金山提出三条要求）。否则，一切后果将由你们负责。”
刘金山四进沙沟，经过半个月的谈判，终于与山田达成协议。1945年12月的一天，在沙沟车站举行了受降仪式，铁道游击队全体队员与新四军七师十九旅一部雄赳赳气昂昂地排列成二路横队，山田、黑木带领日军全体官兵1000余人排成四路纵队，垂头丧气地向我军投降。日军共交出机枪130挺，步枪1400支，子弹100箱，铁甲车1辆。受降完毕后，按照协议把这1000多日军及其家眷安全护送到华北。
早在1945年10月，盘踞在枣庄一带的日军一个大队500余人，向铁道游击队和鲁南抗日军民投降后，被指令押送到鲁南军区驻地桑庄时，日军大队长恳求要看一看张光中司令员是个什么模样。张光中司令员满足了他的要求，并向其训了话。日军大队长见到张光中高大奇伟的身躯，慈眉善目的笑脸，不敢相信这就是叱咤风云，驰骋疆场，使他们闻之丧胆的张将军，但又不免心中泛起一股敬畏之感，身不由己地立正，向张司令员敬礼……
张光中，原名张新亭，字耀华。1901年出生于江苏省沛县宋庄村一地主家庭，自幼接受进步思想教育。1931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苏鲁边区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也是鲁南地区人民抗日武装和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1938年8月任鲁中南军区副司令员。1949年春至1954年初，先后任徐州警备区司令员、徐州市市长、市委副书记等职。1954年春至1983年，先后任江苏省政法委主任、检察院检察长、政协副主席等职。1983年5月因病离休。1984年6月病逝于南京。
